守护宪法 60 年，第 159-162 页。

我们认为，由宪法规定义务、再由部门法予以落实并具化责任的方式是可行的，且符合基本法治原理的。而作为自由主义另一阵地的欧洲，在其发展过程同样经历了一场深重的道德危机：在那里，原先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正当性来源的权利话语，在完成推翻封建政权的历史使命后，却转身为资产阶级的专属，进而沦为了资产阶级压榨劳工的牟利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劳资关系的对立，由此引发普遍的道德衰败。

而最终，人们在共同体中也必将无所适从，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活在当下的享乐主义滋生，进而陷入列奥·施特劳斯所言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33] [德]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商务出版社2010年版，第86-116页。二、重新理解人权：人与共同体的维度中国具有数千年的集体主义传统，即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熟人社会的特质依然得以部分存留，而在改革过程出现的利益至上、道德滑坡等现象的警醒下，不假思索地将与社会道德有内在悖反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引进，并试图以此塑造中国宪法权利的话语模式，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些搭便车的利己主义者，并非天生如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也有人认为见死不救应入罪，见死不救者应承担刑事责任。这表明，人权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在我国，宪法的修改权集中于代议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以韩国、阿根廷为代表的国家则是通过一定时间内大规模的宪法修改而完成了民主化转型。故应该认为1982宪法并非是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而是对1954宪法的全面修改。对于中国宪法而言，我们如果按照通说认为中国宪法经过三次全面修改，那么这三次全面修改所产生的文本都是修宪文本——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第二，从宪法惯例的角度上看，中共中央对宪法修改的建议权已经在六十年的宪法实践中形成了惯例。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 年。[[56]] 三十年年来，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试错渐进之路。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可以经由政治权力通过自由契约而逐渐采购所有生产手段，甚至不需要改变法律的任何一段话就可产生，反之亦然。在中国民主转型面临重大的挑战的今天，关于宪法修改的许多原则性或者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无法形成一个可以凝结在宪法中的共识。[[33]] 王旭：《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商谈机制——去蔽与建构》，《中外法学》2011年第3期。这个危机的一个表征便是——代表者修宪与人民修宪之间的隔阂。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1978年宪法与1982年宪法均为修宪文本，如果 1982年宪法是对1978年宪法的修订，那么就会产生对修宪文本的再修订的现象（此即宪法修正案的修正案），在逻辑上不能圆满。在这种语境和背景下，宪法修改的模式选择对于中国未来完成民主转型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76]] 那么在宪政主义的常态运行中，制宪权其实并未消失或者灭亡，而是已经被悄悄地转化到了修宪权当中。像任何代表制一样，在中国，主权者人民也不能亲自出场，而需经由代表行使主权。

[[18]] 否则国会可以经过立法程序，以修宪（Verfassungs?nderung）之名行制宪（Verfassungsgebung）之实，达到破坏或者颠覆宪政体制的目的。也可以说, 宪法就是人民留下的经, 这经里明确地立下了人民对政府的授权与诫命或咒语, 人们得常念此经, 以求民主神的护佑。

宪法内容变动的幅度或者大小其实对于一次修宪没有决定性的意义。1 代议机关修宪与复决权复决权来自拉丁文ad referendum，瑞士1449年首先实践了这种公民直接投票的复决形式。

[[54]] 这说明关于宪法修改的建议权是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垄断的，修宪权的主体事实上为中国共产党。(二)监督宪法的实施……由此可见修宪权在于代议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遂成为推动宪法变迁的利器而备受瞩目和重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然而，这并不能隐藏修宪权在中国所隐含的缺陷——复决权的缺失，至少从实践上看，复决权在中国建国后还从未被人民享有过。[[64]]2 渐进修宪抑或试错式修宪？诚如夏勇所言，1982年宪法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宪法中规定不规定经济制度和地方权限，并不能改变改革宪法的属性，更何况，宪法中规定不规定经济制度和地方权限本就是和现行宪法根本架构相悖的一种理论假设，即使现在全面清除也并不现实。

在大陆公法学界，关于修宪模式的讨论主要关注点之一在于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多数宪法学者对频繁修宪这样一种宪法变迁的方式保持了相当的批判态度，其本质性的关注点在于避免宪法修改沦为政治决策这样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命运。为此，为了避免渐进式修宪的步履蹒跚和一次修宪模式的剧烈震荡，采用折中的宪法修改限制理论为理论基础的阶段式修宪模式将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修宪模式的一种最佳选择。

[[79]]文章来源：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总第183期）。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58]] 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6 年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77 页。是否将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充足条件转化为必要条件，以及宪法第5条规定的修宪程序对宪法的未来发展是否具有绝对的支配权这样的问题，取决于我们而非宪法文本的规定。

两个代表机关并不是简单并列关系，全国人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5]] 林纪东，《比较宪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第122页。[[27]] Heinrich Comes, Der rechtsfreie Raum: Zur Frage der Normativen Grenzen des. Rechts,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76, S.19ff..[[28]] 许宗力：《宪法违宪乎？——评释字第四九九号解释》，《月旦法学》（台湾）2000年第60期，第147页。[[77]]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8]] 1954年宪法序言第4段：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75年宪法序言第5段：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1978年宪法序言第6段：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1982年宪法序言第10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19条修订了1982年宪法序言第10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72]] 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6 ; Walter Dean Burnham, Constitutional Moments and Punctuated Equilibria: A Political Scientist Confronts Bruce Ackerman's We The People, 108 Yale L.J. 2237.[[73]] 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58. 人民革命的制宪建国制定的是什么宪法，构建的是什么国家?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又演化出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一个是英美的建设性的革命终结的宪制路径，一条是法俄的极端革命或不断革命的政制路径。

（2）宪法序言修改与政治正当性叙述以1982年宪法为例，宪法序言总共分为13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叙述一个相对较为集中的主题。而六十来年的中国修宪实践，正是从人民主权这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讲，存在着一系列潜在的正当性危机。

[[34]] 宪法的序言并非如宪法的正文一样存在一个形式上完整的法条结构，在承认不完全法条存在的前提下，不完全法条中至少存在一类法条，其作用在于说明或者描述，并由此为其他法条提供一种解释的依据。这里的问题是，正当性的依据是否能够来源于封闭的规则体系本身？显然，对最为实证法本身的正当性依据在于更高的正法或者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当性在逻辑层次上是高于实证法的。

[[79]] 林子仪等：《宪法：权力分立》（第二版），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9页。而成文宪法作为人民的根本意志将永久性地存在, 用来约束政府。[[17]] 我国宪法学界对于宪法修改的限制说大都持一种支持和赞同的态度。[[39]] 黄俊荣：《民主转型与宪法变迁》，元照出版社（台湾），2003年，第30页。

[[2]] Georg Meyer, Gerhard Anschütz, Lehr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7. Aufl., München: Duncker Humblot, 1919, S.906f. [[3]] Walter Jellinek, Das verfassungs?ndernde Reichsgesetz, in Gerhard Anschütz Richard Thoma, H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 II, Tübingen, 1932, S.182f. [[4]] Richard Thoma, Grundbegriffe und Grunds?tze, in Gerhard Anschütz Richard Thoma, H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Bd. II, Tübingen: Mohr, 1932, S.108, S.155. [[5]] McCulloch v. Maryland, 17 U.S. (4 Wheat.) 316, 428-31 (1819)[[6]] Laurence H. Tribe, A Constitution We Are Amending: in Defense of a Restrained Judicial Role, 97 Harv. L. Rev. 436. [[7]] 57 Congressional Globe 1263 (1861); H. Ames,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Its History, H. DOC. 353, pt. 2, 54th Congress, 2d Sess. (1897), 363.[[8]] 66 Congressional Globe 921, 1424-1425, 1444-1447, 1483-1488 (1864).[[9]] National Prohibition Cases, 253 U.S. 350 (1920).[[10]] Leser v. Garnett, 258 U.S. 130 (1922).[[11]] Coleman v. Miller, 307 U.S. 433, 450, 454, 456 (1939)[[12]] Laurence H. Tribe, A Constitution We Are Amending: in Defense of a Restrained Judicial Role, 97 Harv. L. Rev. 442,443; Henkin, Is There a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 85 YALE L.J. 597 (1976).[[13]] 【美】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变革》（修订版），孙文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6页。[[8]] 再联系1860年代美国关于奴隶制的问题最终是通过南北战争的形式加以解决的历史背景，宪法修改如果被限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么当法律体系的不一致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若宪法还不能被修改，那么不是宪法修正案而是战争或者革命才能解决前述的法律体系的冲突。

宪法的修改不得及于宪法中具有本质之重要性而为规范秩序存立之基础者，宪法的修改也不能触及作为宪法保持存续性和同一性的根本宪法精神。其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法哲学，中国宪法注重经济制度的安排。

即使许多持修宪限制论的学者对中国宪法在短短的六十年被频繁的修改九次深表担忧，因为这将造成了宪法稳定性的丧失，同时会使宪法修改沦为执政党政策变化的法律工具。早期台湾的学术界如萨孟武、徐宗力先生似乎也倾向于宪法修改的限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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